1964年10月，在北京西郊的一个操场上，两位身着将星制服的老兵并肩而立。检阅队列驶过，北风吹起尘土，杨勇压着帽檐对杨得志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咱们又在一起忙活了。”一句平白的话，却把旁人听得心头发热——这对湖南同乡的战友情，已缠绵近三十年。
若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春，他们的初见其实很朴素。陕北保安县小礼堂里，干部会议短暂休息，年仅22岁的杨勇端着搪瓷杯往过道里钻。一抬眼，见到比自己大两岁的杨得志，顿时来了兴致：“老杨哥，这茶我敬你！”同乡、同龄、同路，寒风里的简陋茶水，一下子把彼此拉到一起。
此后十余年，两人总是聚少离多。平型关、长乐坡、东明县、鲁西南——地图上的一个个红圈，标着他们互相救援、交错突围的节点。最险的一次，杨得志在东明被包围，正焦头烂额，杨勇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先稳下来，只要我在外圈，包围不会合拢！”随后一记夜袭，将日伪撕开缺口。烽火之中，没有客套，只有默契。
1947年，华北和中原形势骤变，杨勇随刘邓纵队南下，杨得志留守华北北线。兄弟各自东征西讨，相隔千里却时常托交通员捎几句问候。电文很短：“一切顺，保重。”似乎只有四个字，却能让人在夜色中坐一会儿，心里安稳。
抗美援朝期间，这段友情被周恩来笑称“三阳开泰”。1953年5月，杨勇抵达志愿军总部，还未下车便扯着嗓子喊：“老杨哥——”声音掺着海风似的粗粝，听得杨得志立刻迎过去。随后金城反击战打响，两人在司令部的油灯下摊图纸，杨勇指着一条狭窄山谷：“火力要密，等敌人压进来再炸口袋。”杨得志点头，只补了四个字：“来得及。”对话不多，却坚决得像钢钉。
1967年，风浪乍起。57岁的杨勇被安排到河北邯郸的农场“休养”。1971年1月31日，他在冰面上摔倒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高烧不退。辗转几家军医院，医生提议截肢，他愣是咬牙拒绝。妻子林彬四处求助，终于惊动了周恩来，才把他送进301医院。四月里腿伤渐稳，可出院那天，组织岗位依旧空着，住在总政招待所，行李箱贴着多年前的“志愿军副司令”字样，却不知下一站在哪。
老战友们七嘴八舌，有的让他去沈阳，有的邀他去武汉。5月初，杨得志从济南赶来，见面第一句话干脆利落：“别犹豫了，济南军区还有你的铺位。”语气像命令，又像兄长的抚背。杨勇心里暗松口气，抬头却只说：“行，那就去海边吹吹风。”
5月中旬，他拄着两根拐杖，带着妻女到青岛第一疗养院报到。杨得志早把房间、警卫、伙食安排得妥妥帖帖：夏屋临海，冬屋靠山，离海水养殖场不到两公里。每天涨潮，海带漂到岸边，杨勇索性带孩子下海捞，顺便练腿。三个月后，两根拐杖减到一根；再过半年，只剩手杖。当地炊事班还记得，这位上将最爱吃自己包的海菜饺子，常说：“脚好一寸，饺子多一碗。”
1972年春，周恩来再次询问杨勇去向，听说他在济南军区，微微一点头：“那就好。”同年7月，杨勇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，随后调往新疆。多年后他谈起那段空窗期，只淡淡一句：“要不是老杨哥，我怕真要闲废了。”
1979年，总参谋部班子调整，邓小平本拟让杨勇担任总参谋长，后经多方权衡，改由杨得志出任。通知下达时，杨勇爽朗大笑：“咱俩的老搭档模式又启动。”他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，三年里陪同杨得志足迹遍及东北、西南、南沙前线。雨夜看演练、礁盘上量距离，两位老兵从不嫌辛苦。有一次西沙视察结束，战士们目送直升机起飞，杨勇伸手向机舱下方喊：“明年开春再来！”机舱门口的杨得志挥手应声：“一定！”
遗憾的是，1982年初，杨勇确诊肺癌。手术后情况稍稳，他仍坚持主持工作。有人劝他休息，他摆手：“还能走动，就干到底。”秋天，病情恶化，301医院的病房里，杨得志几次探望。两人间唯一的对话记录是护士无意听到的几句——
“你给总参留点笔记没有？”
“都在抽屉里，拿去用。别耽误战训。”
1983年1月6日凌晨1点55分，杨勇离世，终年七十岁。当天凌晨，杨得志在总参办公室批改文件，秘书来报噩耗，他放下钢笔，沉默许久，随后起身交代：“原定的西沙计划暂缓，先处理善后吧。”灯光下，桌面上一份勘察地图仍摊开，上面用红铅笔标着“下次再测”几个字，线条在灯影里微微发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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